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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研体制解码
发布时间:【2012-04-26】        阅读:1326 次

 

一个刚满4岁的科研团队,在《细胞》、《科学》、《自然》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9篇,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均居国内首位;从一块农田上破土筹建,短短几年,成长为拥有国际一流装备水准的全球知名科研机构;骨干科研人员平均年龄40岁,最年轻的仅29岁——被称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科研领域不断刷新纪录。

20091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该所调研时指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用全球视野、国际化方法招聘尖端人才,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管理新体制,探索了一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的新路。

近日,记者走进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与实验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及行政人员零距离接触,亲身体验了这种科研管理新机制释放出的效率与活力。

“团队式引进,国际化面孔”——农田上的改革试验田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中,一栋红色的五层大楼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实验大楼。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农田。

200010月,一批来自新加坡的留学人员致信中央有关领导,请求集体回国工作。为了吸引优秀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提升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整体水平,科技部会同中编办、教育部、中科院等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提出了“团队式引进优秀留学人才,创办国际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方案。2001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筹建。200512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运行。

生科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国际化的面孔:实验大楼完全按照国际一流标准设计和建设;采用国际化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国际一流科学家集体为基础,以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为重点,加强原始创新,培养一流人才;邀请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聘请国际尖端科学家担任研究所长……

“我们希望通过510年的时间,在这块农田上的试验田里,按照中央领导提出的出人才、出机制、出成果的要求,努力探索出既与国际接轨、又与国情接地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引进和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建设国际一流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所。”分管行政工作的副所长智刚告诉记者。

“一流眼光选一流科学家,不看出身看能力”——能力本位的选人用人机制

119日,生科所向海外发布了2009年招聘实验室主任的广告。其中关键一条,就是“能够建立独立实验室进行基础生物科学研究”。在此之前,生科所已6次向海外发出“英雄帖”,按照国际惯例,从几百名候选人中遴选出23位实验室主任。现在,每个实验室主任都有自己国际前沿的研究领域。

“一流的科学家,要用一流的眼光去选择。”智刚拿出一张英文评分表向记者介绍,生科所选人没有框框,不看名校名师背景,不唯职称,不唯论文,只看一条标准——能力与潜力。实验室主任完全按照国际公开招聘制度进行遴选,从报名者中筛选10%的候选人进入面试,邀请7位同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面试考察,对候选人的理论基础、沟通能力、实验规划、科研潜力等进行全方位评估,综合评分后按分值确定人选,最后由所长王晓东批准任用。“经过专家科学严格的筛选,从报名到录用,最终只有2%的人能留下来。”

“一个研究团队的水平,是由其领军人物的水平决定的,领军人才的选拔是一个选帅的过程,候选人选必须是真正站在国际学科前沿的领军人才。”智刚说,引进王晓东当所长,使生科所在第一步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王晓东是几十万留学人员中唯一在美国获得科学院院士的高水平人才,作为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是站在前沿的标杆性人物,他在细胞凋亡,特别是引导癌细胞凋亡治疗癌症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最尖端,对海外人才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前所长邓兴旺博士是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在植物生理生化领域的成就和水平,不仅是海外华人中的佼佼者,而且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不再为跑经费瞎折腾,把钱用在刀刃上”——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

在生科所,年轻的张宏博士算得上是“元老”了。他是第一批回国到生科所工作的海归之一。张宏还清晰地记得,2004年他第一次来到生科所时,这里还是一座空楼。可就是这座空楼吸引了喜欢挑战的他,“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做科研,去开创自己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全心全意做科研的机制和环境,“在这里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冲着这一点,他说服夫人放弃了在美国的良好发展前景,毅然决然地举家回国。

生科所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管理方式,让许多海外应聘者回国创业吃下了“定心丸”。生科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到目前为止,科技部承诺的2亿元研究经费已经全部到位,北京市政府已经投资3亿元,国家发改委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正在争取从企业筹措2亿元,建立了稳定的经费支持渠道。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实验室主任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安排实验经费,经费强度基本达到了国际一流研究所的水平。

“尽管政府给了我们足够的科研经费,但我们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让国家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智刚介绍,生科所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里,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关键是建立了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运作机制。一方面是在科研经费配置上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使科研人员不为跑项目、拉经费瞎折腾,把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用在科研上;另一方面是对仪器设备实行统一调节管理,常规设备由辅助中心专业化管理,由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分析数据,特殊仪器由各个实验室管理,同时向其他实验室开放使用,让实验仪器的利用率最大化。

“科研地位至高无上,行政就是服务”——科研至上的行政管理机制

在生科所,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不会受到其他任何权力的干预。“我们都是同事关系,所长也不能干涉我的实验室”。谈起生科所的行政管理体制,张宏博士一脸的满意。

剖析生科所的管理架构就会发现,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行政主导的管理体系迥然不同,科研活动在这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研究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理事会是研究所的决策机构;由理事会聘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指导委员会是学术咨询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研究所所长进行聘任前的学术评估,提出推荐意见;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做出评估并提出建议。

虽然经费上依托于8个部委的支持,生科所却不受任何行政干扰。所长王晓东的权力也“小得有点可怜”,除了帮助所里在国外“招兵买马”,以同领域研究者的身份了解各实验室最新科研进展和提供参考意见,就是参与实验室主任的5年期评估工作。甚至连招人这等大事,所长也只是对招聘实验室主任把关,其他研究人员则一概不过问。

“行政就是服务,管理就是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让科研人员享有最大的方便,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出现,不需要的时候又仿佛不存在。”智刚副所长用“保姆”来诠释自己的角色——大到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小到科研人员的吃喝拉撒睡、小孩上学、老人生病,事无巨细都得料理——他会尽可能按照需求做到最好,却无权过问科研人员的任何学术活动。

这位“总保姆”的背后,是一个由几十位行政人员组成的高效的行政服务团队和技术支持系统。行政人员实行合同制,每年一聘,他们的业绩好不好,以科研人员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科研人员最后反馈的意见,将决定着他们的升迁去留。他们各自干着不同的工作,但目标却只有一个——一切以科研活动为中心,创造最优良的服务,让科研人员多出成果。

“论文只是副产品,发现是最大的快乐”——权威内行的学术评价机制

对于邵峰博士来说,2008年是一个丰收年。不仅他和同事的论文频频见诸国际尖端学术期刊,而且获得了周光召基金会首届“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

“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发论文只是副产品,科研人员的使命是发现新的东西。如果20年后的哪一天,美国老师给学生的讲课内容里有我发现的东西,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和快乐。”这位对自己的成绩不愿多说的实验室主任,到生科所工作3年多来,离开实验室的天数竟没有超过20天,食堂、实验室、家的三点一线,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邵峰能心无旁骛地徜徉在科研王国里,得益于生科所遵循科研规律设置的评价机制。对于研究员的学术评审,生科所不采用国内很多科研机构惯常使用的SCI分数之类简单而间接的指标,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直接依靠国际上同专业主要专家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成果。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实验室主任向委员会提交数名国内外同领域权威专家名单,并就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国际影响、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进行述职,评审专家根据述职综合评估,不合格者将被解聘辞退。

“原创研究是探索性的,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走到罗马,可能一辈子到不了罗马,也可能发现新的陆地。”邵峰说,生科所评价机制的最大优点就在于,按基础研究的规律给研究员预留一定的探索期,避免了“外行评内行”和学术短期化、功利化问题。“发表论文的数量、杂志的权威度甚至引用次数,由于选题角度、实验安排等原因,都不能非常准确地代表成果的水平,研究成果对本领域的实际贡献程度以及同行的认同,才是最科学的评价。”

对记者提出的由实验室主任自己提名评审专家的疑问,智刚一语点破了其间的奥妙之处:“一个真正站在国际前沿的科研人员,对同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科学家及其研究应该了如指掌,从他提交评审专家名单的情况,就可以窥见他的工作合不合格了。”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看似“很虚”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把科研人员的自我要求和成就感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如果在这样的机制下还做不好科研的话,还能怪谁呢?只能说明自己真的不行了。”张宏博士笑道。

研究人员远离喧嚣、淡泊名利、全心投入的言传身教,也感染了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学生。饶毅实验室的研究生周传,每天就是站在显微镜前,观察豆粒大小的果蝇行为,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却一点也不觉得枯燥。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他,还给每一只果蝇都取了小说里的名字。“通过研究果蝇攻击性行为的分子和神经机制,理解人脑中控制攻击性行为的神经环路,就有可能找到减少社会暴力事件的办法。”说起自己的研究,周传的娃娃脸上洋溢着莫大自豪。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结束采访,走在返程的路上,发现路旁的花草树木,已迎着寒风争先冒出了嫩黄的芽儿。生科所一定也会像这些生机勃勃的芽儿一样,茁壮成长起来。(来源:中国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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